天柱史略 - 龙宇晓 秦秀强 | 豆瓣阅读
天柱史略龙宇晓 秦秀强内地化·史论关系·地方文史研究的地方和非地方视野——读《天柱史略:一个文化边陲的内地化发展历程》有感(代序) 顾久 (贵州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民盟贵州省委原主委、贵州省文联原主席、贵州省文史研究馆原馆长、贵州师范大学教授) 龙宇晓教授嘱我为他和黔东南文史专家秦秀强同志合著、即将出版的《天柱史略——一个文化边陲的内地化发展历程》一书作序。我曾在黔东南工作生活多年,感激并深爱这片神奇美丽的土地,但真的想要深入系统了解时,却遗憾全面深刻的研究著作不多。用钱理群先生的话来说,感觉该区域长期处于“被描写”的境地,期盼着能看到自觉自信地“自描写”的作品。因此,看到本书打印稿,觉得眼前一亮, 便欣然应允了。 通读全稿,本书对黔东南天柱县的研究和介绍可算全面深刻,而且确有不少学术亮点:学术视野开阔,在对地方历史文化的梳理和阐释中,善用跨学科的理论和方法来分析史事,达成“史”“论”有机契合,能够发前人之所未发,提出了一系列新观点;此书应可谓为近年来贵州地方史研究成果中具有创新性、前沿性和启示性的学术著作。下面我从内地化作为方法、史论关系创新、地方文史研究应有的双重视野等三个方面,谈谈自己读书的感想。 一、内地化作为方法及其对于地方文史研究的意义 大凡较好的文史专著都有其学术上的主旨,或者一条驾驭相关文史材料的思想主线。《天柱史略》是以内地化发展的历史轨迹为学术思想主线。内地化的概念在贵州地方文史研究中已有人论及,譬如张新民先生就曾发表过相关论文。但专门以此为主题或学术主线的贵州地方文史研究著作,《天柱史略》或许算得上是第一部。它不仅以 “一个文化边陲的内地化发展历程” 为书名副题,而且核心章基本上都是紧扣内地化发展轨迹来展开的:如像第三章第一节“王朝拓殖与土著内附:天柱内地化的源起”,第四章“从卫所到县治:近古天柱内地化的定局跃迁”,第五章“族际互嵌与区域融合:清代天柱侗苗社会的内地化发…

阅读下面文章,完成下列各题“历史”的层次王立群 “历史”一词的建构实际上包含着四个层次:一是“真实的历史”,二是“记录的历史”,三是“传播的历史”,四是“接受的历史”
阅读下面文章,完成下列各题“历史”的层次王立群 “历史”一词的建构实际上包含着四个层次:一是“真实的历史”,二是“记录的历史”,三是“传播的历史”,四是“接受的历史”。“真实的历史”是指曾经发生过的历史事件和已经逝去的历史人物。“真实的历史”具有两大特点:一是惟一性,二是不可重复性。 “记录的历史”是历史学家根据当事人与旁观者的口述、回忆、文字记录下来的历史,比如《史记》.当事人的口述一般来说是可信的,但是,当事人的口述与回忆有时也会存在问题。比如记忆本身的多寡、误记、有意掩盖和无意选择等;而且,当事人只是历史事件的部分经历者,不可能了解历史事件的全过程。至于历史事件发生的独特背景、原因,更难为每一位当事人所知晓。这样,当事人的口述和“真实的历史”之间已经有了误差。如果若干或者一批当事人回忆一个复杂的历史事件,差别会更大。 史学家书写“记录的历史”,必然要对自己依据的文献进行选择。这不仅因为历史事件的本身太复杂,太庞杂,没有选择就无法记写。更由于史学家书写历史的本身必然受到种种制约。这种制约包括政治倾向、价值判断、逻辑鉴别、文艺修 养、心理倾向、个人好恶等等,这些因素都会影响到史学家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记载的详略和褒贬。 我们从《史记•司马相如列传》看到的司马相如和卓文君的故事是司马迁“记录的历史”。 就司马相如和卓文君的故事而言,司马迁在《史记•司马相如列传》中重点记录了司马相如的辞赋,对司马相如与县令王吉算计卓文君、卓王孙一事进行了回护,只是在个别叙述文字上透露了“真实的历史”的部分原貌。我们只有细心阅读文本,才能发现琴挑文君绝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而是一场周密计划和安排的事件。 “传播的历史”更为复杂。它存在两个极端:一是神化,二是丑化。神化是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偶像化。偶像,包括政治偶像、娱乐偶像、学术偶像等。 宋元明清直至今天,大量的戏剧、小说演绎着司马相如和卓文君的爱情故事,说明此类故事塑造的卓文君的形象受到了观众和读者的热烈追捧。但是,这些演绎都删掉了司马相如和王吉算计卓文君、卓王孙的相关情节,使得相如“琴挑”文君从“历史”演变成一个美丽的爱情神话。神化也是一种对历史解读的方法,不过它是一种极端的解读。 为什么这些远离了历史真实的故事能够如此受到追捧?因为现实需要偶像。现实并不完美,现实本身具有太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偶像恰恰弥补了现实的不足。司马相如与卓文君作为一对艺术偶像满足了广大百姓对理想爱情和理想婚姻的向往,尽管这种理想只是一种神话,但是这种神话的本身也是一种现实的诉求。 历史文献往往具有多义性。历史文献本身的多义性也为传播历史带来了神化与丑化的现实可能。特别是“文君夜奔”的多义性更加丰富:第一,浓烈的自由爱情与自由婚姻;第二,不以贫富论婚姻;第三,才子与佳人的完美结合;第四,女儿的慧眼与父亲婚恋观的冲突等等。事件本身的多义性为“解读的历史”带来了两种倾向:批判琴挑和神化琴挑。 丑化和神化一样是对“记录的历史”的另类解读。出于某种现实诉求,传播的历史也会出现神化的反面--丑化。 从“历史”一词建构的四层意义来看,“接受的历史”是“历史”一词的终极意义。历代百姓从《史记•司马相如列传》了解司马相如和卓文君婚姻真相的人少之又少,绝大多数读者是通过小说、戏剧知道了这个美丽的爱情“神话”。所以,经过数百年的沿习,今天我们如果讲出《史记》中记录的司马相如和卓文君的婚姻故事,反而会被许许多多的读者和观众看成是有意翻案,刻意颠覆。(选自《历史建构与文学阐释》,有删节)下列与“记录的历史”有关的表述,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A. 如果若干或者一批当事人回忆一个复杂的历 史事件,据此记录的历史与真实历史之间往往有较大差别.B. “记录的历史”若是历史学家根据当事人可信的口述与回忆记录下来的,也就是“真实的历史”.C. 因为历史事件本身的复杂性和史学家书写历史本身受到的种种制约,史学家记录的历史必然是有所选择的.D. 《史记•司马相如列传》重点记录了司马相如的辞赋,而对司马相如与县令王吉算计卓文君、卓王孙一事进行了回护,可见其是“记录的历史”,并不是“真实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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